爱国语爱真理爱人性论黎锦晖爱的教育的三个层_教育理论与实践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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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语爱真理爱人性论黎锦晖爱的教育的三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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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岚清先生这样评价黎锦晖：“黎锦晖是‘五四’运动前步入社会的一位音乐家。他所选择的路，许多是前人没有走过的。他除了致力于推广国语和改革儿童教育外，在音乐艺术方面也有着一系列的创新和建树。他开创近现代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的崭新体裁，创办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编写流行通俗歌曲等等，无一不是20 世纪我国音乐史上的创举”。②李岚清：《中国近现代儿童歌舞音乐的开创者——黎锦晖》，《北方音乐》，2006 年，第4 期，第4-5。在这一全面而客观的评价中，显示出黎锦晖的多元“属性”——身处“五四”的时代“共性”、改革教育的“个性”、开创艺术体裁的“创造性”。

将这些“属性”统合到一起的是他对“爱”的不懈追求：因为对祖国的“爱”，他投身“国语运动”；因为对真理的“爱”，他潜心于儿童教育；因为对人性的“爱”，他致力于艺术创新，最终，（爱的追求）汇集并呈现在他的艺术活动特别是“儿童歌舞剧”的创作中，在这里，我们将见证“爱”的成长与升华，同时也将认识一个真实且复杂的黎锦晖。

一、爱国语——隐而不显之“爱”

黎锦晖（1891—1967）作为“五四”新文化的积极推广者、“国语运动”的重要成员，在“宣传乐艺，辅助新运”的过程中，其主要思想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想为目标，“以文艺为武器，与黎锦熙配合，向封建文化发起猛烈攻击”；另一方面是以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为指引，“在音乐教育中，实践美育主张”——艺术被同时视为启蒙的武器和教育的手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表演戏剧，不单是使人喜乐，使人感动，使自己愉快、光荣，我们最重要的宗旨是要使人类时时向上，一切文明时时进步”。毋庸置疑，“爱”是所有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更是处于战火中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渴望，由此可以推断，“爱”即黎锦晖艺术创作的旨归——他期望借助艺术创作实现“爱的启蒙”，以美的形式达成“爱的教育”。同时，鉴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时局的多变性、思想环境的复杂性和受众的特殊性，“爱的教育”势必是多维、动态、渐进的，且需通过特定的载体加以呈现。因此，必须对黎锦晖的艺术创作特别是儿童歌舞剧进行一番细致考察，逐步揭示他关于“爱”的深刻思考以及由此展开“爱的教育”对那个时代的独特意义。

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儿童教育”寄寓着整个民族对未来的规划与期待。“五四”时期的儿童教育，特别是儿童文学方面颇受当时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但他们过于强调把“儿童文学观念和理论的革新作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建设的组成部分，被赋予了太多超出自身范围的时代使命……只能在精英内部产生一定的影响，无法引起民间大众的共鸣”。③阮丹丹：《五四儿童文学中的精英启蒙与大众实践——以周作人和黎锦晖为例》，《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期，第32-36 页。与此相反，黎锦晖则试图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以民族音乐为材料，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以艺术创作为手段，主张采取“自下而上”的思路来推广新文化。他明确指出：“儿童的文艺与成人的文艺必有不同之点，正如太阳和月亮不同一样”。认为“儿童歌曲的革新运功，一直没有被人重视，其实它的成长和发展，能为乐坛开辟一条新路”。④黎锦晖：《儿童歌舞剧<最后的胜利>“旨趣”》，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30 年。他有意识的选取和吸收各民间艺术门类的内容与形式，“试将外地民歌小曲，删繁就简，省略花腔；或将主题加工溶化，编成新作，然后配成儿童歌曲”。这一尝试不仅对民间艺术的发展创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更以此为基础“编成多种类型的‘歌舞表演曲’”。

随后，他专心致力于儿童心理研究，试图通过艺术作品内容的改革创新实现“因材施教”。他并非简单套用成人的“道德观”进行说教，而是“根据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审美能力和需求，进行艺术构思和编创词曲，处处以适合儿童心理和表演能力为标准，使受教育者亲自参加演出”，以“共情”的方式传达情感体验，让道理自行生发，使情在理中得以升华，理在情中得以丰满，演员和观众既获得科学的启蒙又受到美育的熏陶。例如《葡萄仙子》，其“主题思想是保护劳动果实”。对儿童来说，“劳动果实”是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于是黎锦晖采用“童话”的创作手法，先将“保护劳动成果”分解为劳动成果的产生和保护两个阶段，再用拟人化的角色去编排情节（五位仙人分别象征雪花、春风、太阳、雨点、露珠，代表葡萄生长的必要自然条件，促使葡萄发芽、长叶、开花、成熟），紧接着通过制造戏剧冲突（动物想要破坏葡萄，仙人劝说它们保护葡萄）来触发情感共鸣和道德判断（葡萄的成长那么艰辛，我们应不应该保护它？），最终实现其“美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