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的三次重大转_教育理论与实践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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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的三次重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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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发现，20世纪我国在探索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向：第一次转向发生在民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由近代以日本为中介向欧洲学习转向效仿美国；第二次转向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学习美国转向借鉴苏联；第三次重要转向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摆脱对他国的简单移植和模仿，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中国基础教育由“向外索求”到“内生创造”转型发展，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着中国经验和智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欧美教育革新运动之际，各种旨在改造传统教育以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社会发展新要求的教育思想、理论、方法与实践被大量引入中国，在郭秉文、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留美归国教育学者的推动下，特别是1919年至1929年间，杜威、孟禄、克伯屈、帕克赫斯特等美国学者纷纷先后应邀来华讲学，促使基础教育的发展一改近代以来日本（欧洲）模式，转而体现出浓厚的美国教育色彩。1922年新学制便是典型代表。该学制效仿美国学制，设计中小学“六三三”的分段框架一直延续至今；受杜威“儿童中心论”启发，强调学制系统对个性及智能的重视，提出“谋个性之发展”的标准，还在中学教育阶段推行选科制，并兼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对国内外情势的分析，党中央作出了“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依靠苏联帮助来进行国家建设的决策。在教育事业上，也明确了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其间，我国大量译介出版了凯洛夫、马卡连柯等人的教育理论著作，在全国教育界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热潮……对新中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快速起步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对苏联的学习逐渐变得僵化，甚至异化为对苏联教育的全盘模仿，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苏联教育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影响也就戛然而止。自此，中国开启了在自主探索基础教育发展道路的前提下，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经验的改革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内涵也不断丰富，呈现出从偏重“双基”，到重视智力和能力培养，再到重视非智力因素，提倡素质教育的发展轨迹。这种趋势的出现固然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国际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改革成果的启发和影响。例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认知发现教学理论，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开始由以往的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片面强调，转移到对学生自身认知结构和能力的关注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同世界教育的关系日趋紧密，受其影响更加广泛。《德洛尔报告》（1996年）、《核心素养促进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2003年）、《教育2030行动框架》（2015年）、《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2015年）等一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中国教育及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2019年2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实施途径、保障措施，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履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重大举措。我国基础教育也在这一过程中努力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着中国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