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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思想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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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关于秋瑾的研究中，“英雌说”与女性主义视角的阐述是最为人熟知的。不同于海晏河清的古典王朝的社会国情，清末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催生了人民大众对“英雄”观念的变更。在“英雄”意识层面上，由古典王朝式的英雄观念转而投向现代共和的英雄观念，这种转变是在情理之中的。张法说：“战士心态是中心化情结在中国被拖进世界史特殊境遇下形成的一种最能代表从1840年到1980年这一漫长时期的最典型、最普遍、最实用的民族心态。”[1]89这种心态的出现，促使女性也加入救亡图存的“国事”与社会改良及妇女解放的历史使命当中来。“英雄”的观念不再仅仅指代男性，也包括了女性。而秋瑾“幼承家学，甫笄，涉痛经史，喜为诗歌”的性情决定了她作为文人的身份，同时秋瑾个人拥有的扬名欲望的“英雄情结”的内驱力最终促使她一步步确立了战士的心态。女性、文人、战士，这三体合一的特殊身份，使得秋瑾不仅在近代史上独占一隅，也开启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的“女性写作”的萌芽与对女性群体生存状况艰难的自觉意识。秋瑾不仅找到一种属于女性自己的言说方式，还将目光投向了女性生存境况。

一、秋瑾与秋瑾思想

秋瑾性格激烈、决绝又果断，反清爱国的激进革命契合了她内心的欲求，使她内在的功名欲望找到了一条与历史发展相符顺应的突破口[1]90。她抱有坚定的革命想法，即想用这种方式满足自己强烈的功利欲望，也是想用这种方式反抗让她陷于痛苦的婚姻与这个让她不满的男权社会。在她的一生中不幸的婚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90。她的革命正如谭嗣同一般，是向“死”而生、而革命。我们不能否认维新变法对秋瑾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3]28，从维新变法之后，秋瑾所写的《致王时泽书》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秋瑾这种“向死而革命”的观念。她对王时泽的“忍辱求学”观念表示了与君志异，“吾秦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同时又表达了愿为女界流血第一人的志向，“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这种发言颇有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成，吾国数千年，为是有也，而国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的豪迈。

彼时，国情社情不允许，秋瑾只能借助“纲常伦理制度的外化”[1]90即穿男装，兴女学这样的行为“与传统文化划开了界限”[1]90。这种反抗虽然囿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能在秋瑾本人的手中长久留存，但正因为秋瑾的努力与牺牲，力求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显示其思想观念的变革[1]90，才使得女性同胞们取得了现如今经济独立、广受教育的权利，才有机会也有能力取得如今的社会地位。

秋瑾认为旧时代的广大中国妇女之所以受封建礼教、旧传统、旧思想、旧习恶俗的摧残和迫害，根本原因是妇女在经济上缺乏自立。她号召广大妇女要自立，要有志气，树立自信心，谋求学艺，参加工作，求得经济独立，摆脱对男子的依赖，提高地位，对封建礼教进行抗争，实现妇女解放。而取得人格和经济独立的前提条件是妇女有智识，即接受教育，秋瑾主张兴办女学。妇女只有接受教育，积累一定的知识，学到一技之长，才能参加社会工作，摆脱对男子的依附，获得人格和经济独立[4]51。

二、秋瑾思想在当代

事实证明，秋瑾在当时提出的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行的。以日本为例，1956－1973年是日本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变化，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不断发生改变。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在这一历史时期发生了显著的、积极的变化[5]128。这种思想也在中国被今天事实证明。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教育对个体的成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良好的教育可以引导女性有更好的发展，对自身角色定位起着导向作用[5]57。女性在接受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教育之后，不仅获得思想的启蒙，也进一步意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据调查研究可以得知，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女性拥有更自由的工作选择权[5]58。在职业选择上的更加自由，有力地保证了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这样，女性也能够很好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变得更加自主。接受教育是取得经济独立的前提，经济独立是女性取得独立地位的重要手段。女性在获得普遍的受教育权利，取得经济独立的地位之后，促使她们有勇气，也有能力打破原先旧社会的束缚，树立全新的婚姻观。封建传统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部分人认同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女性没有社会地位，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5]59。但取得受教育权和经济独立之后的女性逐渐拥有自主意识，开始有能力为自己的婚姻做主[5]59。她们越来越要求在婚姻中能够取得更高的地位，不仅包括婚姻选择上的自由权，还包括女性对生育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女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5]59。